第二百零六章 户部专营(第1/3页)殷宋

    就在殷国户部尚书张晖倾力发展工商业，各地商贾涌入闽地经商的节奏如火如荼的进行时，殷国宰相潘承祐却亲自出面制止了这些举措。rg当然，潘承祐也并非完否定张晖的所有举措，只不过是进行了适当地修改。总的来，张晖重商，而潘承祐重农，彼此的侧重点不一样罢了。

    张晖学习管仲，有很强烈的民思想。他厌倦打战，也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。百姓厌恶劳苦忧患，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安逸快乐，百姓厌恶贫困低贱，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富足显贵，百姓厌恶危险灾祸，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生存安定，百姓厌恶灭种绝后，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生养繁衍。

    然而，潘承祐却觉得，天下大乱，贤圣不明，道德不一，渴望着天下一统。为了兼并其他各国，殷国必须在武力方面先强大起来。而战争是让殷国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，它既是起点，也是终点，并且循环往复、不应该停止。潘承祐崇尚的变革者是秦国的商鞅。商鞅流传下来的著作《商君书》上，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，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，没有像文士、商人那样的国害，国家一定会强大。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，就会懒惰懈怠，出现儒生、商人那样的国害，一定会羸弱下去。

    潘承祐首先想把殷国改造成了一个农业大国。潘承祐学习商鞅的《垦令》，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归心于农，大家都去耕地了，民风就朴实而纯正，国力就可强大，他把所有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为恶农，即慢惰之民，并提倡各种办法鼓励及资助农耕。

    井田制以九百亩为一个计算单位，把土地分隔成方块，形状像“井”字，周边为私田，中间为公田，各家分得百亩私田，同养公田。耕作之时，先要把公田的农活干完，才能各治私事。由此，春播秋割，守望相助。随着人口的增加，井田制度已经败坏，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。潘承祐宣布废除井田制，允许民众开荒耕作、买卖土地，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。显然，在战乱时期，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，而土地从来都是官家与百姓进行交换的重要筹码。

    要让国民都去种地，就必须堵住其他的出路。如果工商业没有过高的利润，那么从商的人就没有什么兴趣了，而如果不去经商，那就只有去务农了。潘承祐出台了众多限制商业的法令。其一，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。只要不允许粮食交易，商人就无从得利，家家必须去种地，由此，粮食产量必然提高，而户部则控制了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交易权。潘承祐这是想把山泽之利部收归户部，这既可以增加国库收入，又阻挡了一条非农的发财之道。把矿山收归国有了，那些不愿耕作、懒惰刁钻、追求暴利的民众就丢掉了饭碗，不得不重新回到田里去种地。其二，对工商业坚持重税政策。其三，商业之繁荣，关键在于流通，潘承祐下令在殷国五州进行户籍登记，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，禁止私人经营旅馆，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。

    潘承祐把殷国变成了一个大农场，而殷国的工商业逐步变成由户部在控制，户部尚书张晖肩上的责任更加沉重了。潘承祐接着和兵部尚书林仁翰商议，推出了属于殷国的军爵制度。军爵制度的具体政策有两条:第一，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，取消特权，重新分配，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，才能够重配爵秩，列籍贵族，第二，只要有军功，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。潘承祐设计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，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。

    在殷国，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，一是农民，一是军人，前者富国，后者强兵，而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多少和杀敌多少。人人种地，则粮多，粮多则生育多，生育多则兵多，兵多则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，这些人口去种更多的粮食、生育更多的人口，继续去打更多的仗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。

    **的力量是强大的。在这样的制度之下，殷国五州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，民众个个都是农民，人人皆为战士，上阵奋勇杀敌，得胜封爵赏田。如果这一制度能够持续下去，殷国必然通过战争获得周边的土地和人口，将那里的人民也都改造成殷国的百姓，然后继续种地、杀敌，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。不久以后，殷国必成为虎狼之国。

    但潘承祐的这些制度只是暂时的，是为了统一天下而集中各地的力量。一旦天下一统，这些制度就应该立即改变，否则就极有可能步秦国的后尘。当年，在经济模式上，商鞅试验的就是这样的命令型计划经济，即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重要生产资料，排斥或部分地禁止商品贸易，压制或消灭自由的商人阶层，从而使国民经济完地服务于国家的目标。商鞅治理秦国是一次古典的极权主义运动。

    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，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。他极端地认为，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，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。管仲主张以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贫富差距，而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，却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。商鞅认为，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，最好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，以保


本章未完，请点击【下一页】继续阅读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