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三十六章：解读太宗(第3/4页)永世帝唐

    李世民立即警觉起来，以厌恶的口吻向长孙无忌等人提起此事，并且提示背后恐怕有佛教徒的挑唆。曾当过道士的魏徵当即见机而作，引经据典，给了他充足的理由来反驳佛教徒的建言。

    这一年，长孙氏身患重病，太子承乾提出扩大僧尼道士人数，以求佛祖保佑。皇后不答应，说：“佛道者，示存异方之教耳，非惟政体靡弊，又是上所不为，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。”

    枕边人和贤内助的话，自然最能反映李世民的真实想法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此时他对佛教的印象已经非常不好，只等发作的机会了。

    另一件事情的发展也逐步对佛教不利。

    武德年间，李唐皇族对自身门第问题非常敏感，他在贞观初年兢兢业业对内对外都取得显着成绩后，开始关心此事，试图利用政治手段彻底定局。

    贞观五到六年间，他动议修订氏族志。

    前后好几年，初稿出来，以皇帝之尊，竟然门第没有黄门侍郎崔干高，不由大为光火。

    传统士族力量如此强大，社会门阀观念如此顽固，使得他不得不考虑再次利用宗教来做做文章。

    由于南北朝以来的“夷夏之辩”仍为唐初社会流行思潮，李唐皇族为了洗清“胡族”之嫌，就必须通过尊崇本土道教来证明自己在文化上属于华夏本支，而“殊俗之典”、“异方之教”的佛教正好成为打击的靶子。

    贞观十一年，他开始对佛教采取公开抑制政策。

    二月，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，重申老子是皇族远祖，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强调道教的重要，并大肆渲染了佛教的流弊。

    佛教徒们立即作出强烈反应，聚众请愿，“时京邑僧众，咸诣阔庭上表”，带头人包括法琳、智实、法常、慧净等。

    法琳这次学精了，知道皇室认老子做祖宗是认定了，于是上表说：“今之道士并是黄巾之余，本非老君之裔，妄托老君之后，实是左道之苗。”

    试图把道教与老子割裂开来，使李世民只尊老子不祟道教。

    李世民当然不吃这一套，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谕说：“语诸僧等，明诏既下，如也不伏，国有严科”。

    高压之下，法琳等人只好“饮气吞声”，而智实拒不奉诏，慨然道：“吾固知势不可为，所以争者，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！”

    出头椽子先烂掉。

    智实遭杖责流放，次年病卒。

    此情此景，一众道士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，益发受到鼓舞。

    贞观十三年九月，道士们再次发难，矛头直指缠斗了数十年的佛教领袖法琳。

    道士秦世英向朝廷告密，翻出武德年间老账，说法琳辩正论诽谤皇室始祖。

    李世民新帐老帐一起算，立即逮捕法琳加以推问。

    十月二十七日，刑部尚书刘德威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、侍御史韦淙、司空毛明素等进行审问，法琳辞气不屈。于是皇帝亲自出场，与法琳来回问答二百余条。

    情急之下，老和尚口不择言，说皇室出自代北李，即阴山贵种鲜卑族达达这一系，译为唐言，即为李氏而李耳属于陇西李。

    并说李耳其父名韩虔，字元卑也就是天字第一号卑践货的意思，是个独眼、跋足、无耳的乞丐，终生娶不起妻，七十二岁时与邻里老婢私通，在李子树下生出李耳，始以李氏为姓。

    法琳说皇室“弃代北而认陇西”，是“以金易愉石，以绢易褛褐”。

    这些话句句戳到李世民痛处，于是勃然大怒，宣布处死，但缓期七天，让法琳念观音菩萨，看到时候能不能保佑他脑袋不掉。

    七天后李世民遣人复审，法琳终于服软，拍马屁说：“七日以来，未念观音，惟念陛下”，陛下“子育恒品”，就是当今观音。

    又捏准了李世民好名的软肋，说“陛下若顺忠顺正，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，琳唯有伏尸之”。

    李世民拿他没办法，再问他佛、道优劣，这次法琳回答称旨，于是顺坡下驴，免死流往益州为僧。

    法琳委屈不已，路上作悼屈原篇，在赴益州途中病故于百宇关菩提寺。

    法琳一死，佛教势力大挫，不得不接受了道先佛后的新秩序。

    沙门的看门犬法琳去见光头祖了，李世民没有停下脚步。

    然而随着年岁渐长，亲朋故旧日渐凋零，尤其李渊去世、第二年长孙氏辞世后，李世民环顾四周。

    虽然功业赫赫，但慈母早逝，两个同胞兄弟和十个侄儿死在自己手中，老父被逼退位后至死满怀戒心，不复当年融洽，人到中年又丧佳偶，爱女早夭，两个儿子钩心斗角，心情自非一般人所能体会。

    道教虽然能教人长生不老和房中术，但对心灵的安慰还是佛教更加拿手。可以说，此时这位李世民难免会有一些佛家的情绪。

    大约在贞观十五年前后，李世民梦见几年前去世的近臣、和书法好友虞世南，心头怅惘，颁下为故礼部尚书虞世南斋僧诏，很能说明他此时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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