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庙堂无策可平戎(第9/28页)新宋

亦未先作准备，事到临头，只好行和籴之法。然自孟氏以来，虽有‘扬一益二’之谓，然益州之赋役亦素重于他路，富者固有之，而下户亦极多。朝廷虽屡有严禁，不得擅自向下户和籴征调，和籴需由自愿。但一旦涉及军需，地方官征不上粮草，便要丢乌纱帽……”到这里，司马康忍不住讥刺道：“——今之君子，争减半年磨勘，虽杀人亦为之，何况这竟是要丢乌纱帽的？哪里由得你百姓自愿不自愿？和籴转而变成科索，有良心的官员，一手交粮一手给钱；次一等的官员，先交粮后给钱；最劣者，则是籴粮之后，给你一张欠条而已，朝廷拨放之钱钞，反入了这些贪官之口袋。况自古以来，地方官吏皆是欺善怕恶之辈，朝廷远在汴京，地方豪强却是近在眼前，几道诏令，怎管得住他们欺上瞒下？自然和籴也是中户与下户来承担。”

    “用兵则不免于征粮征夫，征调则百姓愈加困乏，百姓愈困苦则所征调之物愈少，征调之物愈少则官吏征调愈急，愈急则百姓逃匿，或聚为盗贼，于是治安愈乱，需兵愈多……而益州路诸司或媚附吕吉甫，或惧其威势，多方隐匿，报喜不报忧，有几个据实上报的，反被斥为主官无能——别州无事，惟他这一州便有事，这不正是你无能么？事后这些官员便都被降级甚至贬斥。若非自三月以来成都粮价突然一路暴涨，几个月内由一贯每石攀升至交钞两贯，朝廷还被蒙在鼓里！”

    “这不过是他们再也瞒不住了。”司马光异常平静地道，“但朝廷便算知道，亦无良策。”司马康一怔，诧异地望着他的父亲。便听司马光又淡淡道：“我是户部尚书，朝廷家底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自仁宗朝以来，汴京积畜之粮草，多则七年，少则五年。然熙宁七年起大灾，国家大大水旱灾害，便也没稍停；紧接着是又是用兵，先是西夏后是西南，亦未曾停过。皇上是仁君，爱惜民力，救灾用兵的粮草，多半用的都是存粮。汴京的存粮，这十年来，断断续续用得差不多了。今年汴京的存粮只够一岁之用，这是再也不能少的了。你去汴河、黄河、蔡河、广济河看看，到处都挤满了漕船。去年两淮、两浙是大熟，两湖，两江亦是丰年；今年也看情形也是丰年。为防谷贱伤农，朝廷在东南各地买粮，又想方设法把粮食送到京师、陕西、河东、河北，一是补足京师存粮，二是保证边郡军粮。尤其河北是天下根之地，却连连灾害欠收，元气刚刚恢复过来，军粮供应，还是要仰赖东南。但是一条运河每年只能运这么多粮食，如今已是到了极限，凭谁也没有事将东南的粮食一下子搬到京师、河北、西北、益州来——若非石当年倡议，修葺了自江陵至京师的河道官道，使蔡河分解了汴河之压力，便是眼下的局面也难以维持。漕运运粮，平均每运米百万石至京师，需费三十七万缗钱——这还没算上漕船、漕兵以及疏运河道之成。若让粮食走陆路，从东南运到汴京，便是天价。这几年从汴京运粮到两北，朝廷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？！”司马光低声叹了口气，抬头望着司马康，苦笑道：“你道我没有想过运粮进蜀么？我与吕吉甫虽然不和，但我却宁肯吕吉甫得个好名声，亦不愿看到川中局面败坏！”

    “去年冬我便已经感觉到益州不对了，亦略做了些准备。”听到这里，司马康在心里默算了一下，那正是司马光给皇帝的三封奏章都被留中之后的事情，当时连他都不知道司马光的奏折里写的是什么。他心中一凛，又听他父亲充满无奈地道：“……然我终亦是束手无策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纵使不顾两北塞防，将增运之粮菽部运给益州，陆路困于蜀道，水路困于三峡，能运进去的粮菽不过是杯水车薪，而把运费加上，又足以让西南之支出翻倍。何况，两北塞防，关系国家之根，亦不得不顾。除非有两三年的时间——但看现在之局势……”自做了这个户部尚书以来，司马光为了改善国家之财政而锱铢必较，每日休息时间不过两个时辰，累得几度吐血，这般劳心劳力，归根到底，其实也是为了民富国强，但他却再也料不到，眼见着大败西夏，收复灵夏故土，在刚刚看到这个国家将要走向一条康庄大道之时，却冷不防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中。身为同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，他比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明白，现在益州路的局势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！

    “君子非不见用，人亦得侧身其间！君子非不见用，人亦得……”司马光喃喃自语，他不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？是应该遵循自己以前的想法，君子人势不两立？还是应当肯定他这些年来的选择，尽心竭力地匡扶朝政，为有所为而不惜与人共事？

    他所能预见到的局面，让他不自禁地怀疑起自己这几年的努力，但是，回想他这些年来为这个国家所付出的心血，司马光又觉得并非一文不值。这几个月来，一个念头不断地在他心间萦绕——也许，没有竭尽力将人赶出朝堂之中，才是他最大的错误。君子与人的确是势不两立的。但是君子也应当不惮于站在朝堂之上，与人斗争到底，而不是消极地“言不用则去”。

    司马光来感觉到自己的衰老，曾公亮死了，吴充死了，张方平致仕了，文彦博比自己还大十多岁，此时已经快八十了，在枢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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