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所了解的《春秋公羊传》(第4/5页)新宋

的态度。这种文化位论，其中开通与进步之处，只有比较不同的文明，才能体会得到。这种强者抛弃种族主义，只以文明与否为取舍的思想，就算是今天的强者也不能做到。可以，夷夏之辩并没有成为诸夏民族的民族主义，但是却成为了诸夏文明的保护者，中国文明能传承至今，略经患难而不灭亡，夷夏之辩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。这种思想对今天的民族主义，会不会有一定的启示，是值得深思的。

    “经权”同样的是《公羊》最重要的思想之一。这是《公羊》区别于其他儒学的一面旗帜。经权的意思是指，在遵守最基的公羊原则或者春秋大义的基础上，可以采取从权的实际行动。也就是，《公羊》并不认为需要事事符合经典理论，只要大的原则不违背就成了。这种思想被人讥讽甚多，甚至认为他们不是儒家，而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。但是却忽略了一点，就是公羊学者们承认有基原则的存在。经权的表现之一，就是“实与文不与”的春秋笔法。也就是，《春秋》对某些事情，认为它从大义上讲是错误的，从理想乌托邦来讲是错误的，并不认可这样做，但是在某些现实的条件下，这样做起了正面的作用，所以《春秋》在实际上，仍然承认这样做的正面意义，对其表示肯定。这是经权的一个表现。这也是为什么西汉一世的公羊家们，很少有迂夫子出现的原因。这一点同时也与西汉的王霸道杂治暗合。很可能这一点也是公羊学在皇帝“纯用儒政”后逐渐事实上失宠的原因之一。这里要注意，这种经权，和马基雅维里的“只要目的正确，可以不措手段”是不同的。马氏理论是以用目的的正确与否来评断手段的正确与否；而公羊的经权则是用行为结果的正确与否来评断行为身的正确与否，同时把这种行为限制在一定的原则之内。我们应当可以理解到，目的和结果，是两码事。何者更加公正，我们可以自己评判。我人信奉马基雅维里主义，不便妄置评语。我要指出的是，儒家除公羊一派之外，大抵不知变通，后世能够记得《公羊》还有这样的经权的人，只怕很少了。

    “张三世”，这也是公羊口的理论。所谓“三世”，就是指据乱世、升平世、太平世。我们通常的康世就是升平世，大同世就是太平世。这种法，包含了两个含义：一是对现实的不满，寻找一个历史信仰或者构建一个乌托邦为基点，来为批评现实的政治现状提供支持平台；二是认为人类历史的演进是道德的演进。做为这种乌托邦提出的主要依据，就是《春秋公羊》的学者利用了当时人们流传的历史传，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对“神话时代”一定有着美好的传，他们利用了这种传，肯定的那时候存在过太平世，并且人类社会的演进，必然是回到那种美好的太平世——这注意的是，这主要是从道德上的。同时，《公羊》的经权思想，也有这方面的因素，他们认为太平世的道德才最高道德，可是同时他们也承认自己生活据乱世或是升平世，不能完遵行太平世的道德规则。所以这时候，他们需要有经权。

    “大一统”是《春秋公羊传》形成时代的一个梦想。现在普遍认为是对长时间无秩序的厌恶，是大部分民众的精神诉求。表现在《公羊传》，就是开篇就提出“大一统”。现代人对“大一统”的批判，主要是因为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独尊儒术时，就是借“大一统”的名义发难的。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公正一点来，我认为独尊儒术的危害性是被夸大了。且不实际上，至少到宋代为止，中国在技术上仍然处于领跑地位；在政治上，从汉到宋，也绝非一成不变，而是发生不断的改变。在思想上，汉代的各种思想照样活跃，而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没有因此而失传。况且在事实上，任何一统一之政府，都需要一官方之指导思想，党政府不去了，就算是今天之民主政府同样有一官方思想，争鸣只发生在此思想的内部派别之上。而两汉在此思想内部的思想辩论，也是客观存在，甚至表现相当激烈的。况且独尊儒术，并没有打击迫害其他的思想派别。坦率的，我觉得这只儒家的一种体面的胜利，主要则是公羊派的胜利（但是公羊派的胜利没有维持多久）。其他的诸子百家，不过是被历史淘汰了。指责儒家不应当胜利？岂非笑话奇谈？！那各种思想到了必须依赖官方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，被淘汰也是理所当然的，毫无生命力的东西，何必保留？后人的指责，不过是基于一种天真的浪漫情怀罢了。人们不过是在责怪为何儒家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，因此就希望诸子百家的争鸣继续下去，能够产生民主政治的温床，这种幼稚园可爱的想法，实在让我无话可。诸子百家的争鸣既然在统一的情况没有了社会基础，儒家的胜利是迟早的事情，那么是不是应当为了所谓的民主政治的诞生，让中国把战国时代延续下来？我担心如果那样，只怕民主政治还没有诞生，我们的祖先就部死于战火了。所以我认为，民主政治的未能产生，至少是不能归咎于独尊儒术政策的。我个人的看法，是认为与蒙满二蛮族的扰乱有极大的关系。但是满独势力的存在，让我在开口详谈这个问题之前，需要加倍的谨慎。我不愿意授人以柄。

    “通三统”的思想和大一统是相关的。所谓三统，就是黑统、白统、赤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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