架空历史与现实世界(第2/7页)新宋
自己的不确定感确定下来。这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吗?是对现实的逃避吗?无论怎样,这种方式是吸引人的。这一类的创作者们,因此颇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外来人,他们像石一样,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同的观念和技术。
那么,进一步看,这种架空历史的态度,与以前的人们为了某个目的,对历史进行重新的解释和评定,是一样的吗?比如,关于宋朝,人们曾经因为对《水浒》这部“架空历史”的进行了不同的解读,而促成了现实的许多变化。宋江是只反贪官、不反皇帝吗(石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位人)?而到了现在,人们对《水浒》又有了新的兴趣,借它来阐释现代人际关系和官场哲学,甚至阐释企业管理学。所以,历史一旦被架空起来,它既可以是非常政治化的,也可以是非常商业化的。
但从直观上来把握,《新宋》仍然有着不同。我的感觉,它应该是一种更具个人化的对历史的解释。如作者所,创作《新宋》纯粹是一个偶然的想法,因为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中,有一道宋代史的题目没有做出来,一直对专业课有相当自负的自己,心中对此耿耿于怀。于是,就打算面了解宋代的历史。就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写一个架空的故事,一边写这个故事,一边让自己去翻翻书,这样就可以在一种轻松的状态下对宋代历史有一个较面的认识。
这样的理由,“轻松的状态”,与《新宋》涉及的中国命运的沉重命题一对照起来,似乎是一个比较大的玩笑了。但正是这样的玩笑,让人觉得历史已经进入了后现代。好像是电子游戏里面,我们对待历史,必然要有这样的“轻松状态”吧,早先由宏大叙事系统统一设定的历史,现在很容易就被个人重新设定了,成为了一个精致的玩具。或者可以,历史,不再是属于史官和历史身,而是属于不同的玩家了。换了年前,我们不可能这样去做,《新宋》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(比如通过互联)出现在我们眼前。我想,这可能是《新宋》的特殊价值的一个方面吧。《新宋》的讨论区也印证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。有许多质疑的帖子,给我的感觉是,它们并非是对错之争,而是,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历史,历史在每一个大脑中裂成了碎片,而这是合理的。总之,这样一种情形,在一定程度上,终于也是被默许的了。作者:“所以在修改版中,仍然会有意淫的成分。”我想,这种意淫,才是价值所在,也是《新宋》这类,让人觉得恐怖的地方。
细节
《新宋》的作者,通过这书,要向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幻想世界。作为架空历史来讲,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,因为,它首先是历史。我想精确性也好,真实性也好,都是很关键的。作者必须做出的巨大努力,便是处处做心的考证,尽量处理好每一个细节。比如,在这部作品中,石来到古代,带去了座钟这样一种技术,那么,关于座钟的各个方面,包括它的价格,都要写得很清楚,是不能一笔带过的。作者还为此作了一个注:“关于座钟的价格,我考虑了一下,最后定为三百贯。北宋的三百贯,相当于王安石一个月的工资(不包括奖金、福利、津贴),相当于一个知县十个月的工资(不包括他七顷以上职田的收入),这个时代,座钟主要是一种奢侈品,但是一个普通的座钟,对于工资收入丰厚的官员来,并不算是奢侈。著名的沈括所买的梦溪园圃,花了钱三十万,也就是三百贯。苏轼和程颐都有以数百贯买田的纪录,苏轼大约是十顷左右,若是良田,约四五顷;而程颐是买了二十余顷无主荒田。虽然数百贯具体是几百贯不详,但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当时大宋的物价。另外,当时一匹马的价格是三十贯左右,一个座钟相当于十匹马。所以,三百贯虽然不算高,一般的士大夫都买得起,但是也绝对不算低,穷人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三百贯是个什么样的概念。另外,此处这个二千七百万贯的数据,则是大概的市场估计,当时国一年岁入岁出,都是三千多万贯,若谓一年可以有二千多万贯的奢侈品收入,那在短时间内是绝不可能的。”
还有一个地方,提到了有关人物的处置问题。作者也十分负责任地向读者作了交待:“周邠:中人物,十分之七八,虽是人物,往往也是史册实有其人的。周令之事,有苏轼《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》诗为证。当时仁和令为徐畴,中以李敦敏为知县,仁和是否并有知县与县令,不暇细考。故不再写徐畴。同样,熙宁六年两浙路提点刑狱是何人,一时无法证实,但是熙宁七年是晁端彦无疑,此人与苏轼有诗词唱和。故仍假定此时晁某为提点刑狱。”
好一个“史册确有其人”!这样的考证,在《新宋》中,比比皆是,从官制到礼仪,从庙堂到勾栏,都努力进行着准确的描写。因此,若要架空起来,则必须落实下去。这是一个原则,应该为更多的学写这类幻想的作者认真学习。这就引出一个推论:《新宋》是很“硬”的。在质上,它与刘慈欣的《球状闪电》、《频带阻塞干扰》是一类的。随便一下,关于硬科幻与软科幻之争的问题,可能是无意义的。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科幻,到底算硬科幻还是软科幻?《新宋》可以从侧面提供一个答案。甚至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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