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五章(第7/11页)新宋

才知道的事情，照样会存在着意见的分歧：枢密使文彦博、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坚持主张以军法诛二人以儆效尤；而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与兵部尚书吴充则认为应当先行押监，待伐夏事了，再行处置，以免动摇军心。此外，几位军队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长官，更是干脆认为“情有可原，罪有可恕”，主张赦免二人，让二人戴罪立功。

    赵顼心中更倾向于吕公著与吴充的意见。虽然他并不相信种、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与实力，但是他也有他要担心的事情。在需要用人之际，一般来是应当加以恩宠的。此时诛杀其家人，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臣子的士气，导致他们在战场上不能尽力竭力报答皇恩。无论是先行押监，待他们立下功劳后再以功抵罪加以释放；还是直接让他们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场，都是收拢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。这种手腕，历代帝王将相，莫不常用。赵顼几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后，种、姚二家诸人感激涕零的样子。

    但是，文彦博与孙固的坚决，却让他相当为难。而且石的奏折中对此也是态度鲜明。细读石的奏折，根是已经将那两个武臣定罪，并且是罪在不赦。

    他们的理由也是很有服力的。

    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，最忌讳的就是藩镇之祸。

    所谓“藩镇之祸”，换句话，便是武人之乱。

    当年石就曾经在赵顼面前一指见血的指出：军队最重要的便是纪律与忠诚。所以讲武学堂首先要教给学生的，便是纪律。而忠诚则来自于荣誉与晋升。

    宋朝的军制改革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可以是宋太祖以来建军理念的一次深化与变革。宋太祖钦定的军法，是最重视纪律与服从的。而熙宁以来的军制改革，则更加深化了这一理念。

    赵顼内心里十分同意石的意见：若能将纪律与忠诚，刻入武人的骨髓中，则国家有能战之士而无武人之患。

    因为帝王的权术，而牺牲掉军队纪律的权威，是否值得？

    短期的利益与长期的利益，究竟何者更重要？

    孙固对着皇帝起话来，简直可以用“放肆”来形容，赵顼一面心翼翼地躲避着几乎溅到自己脸上的唾沫星子，一面听着孙固激烈的话语：“陛下，若为市恩于下，而败坏法纪，实是鼠目寸光！为人主者，只须赏罚严明，则臣下自然心服。当赏不赏，当罚不罚，皆肇祸之由……”

    “不然！”吴充不待孙固完，便插言反驳道：“凡事有经有权，国法亦不外乎人情。二犯行刺，岂是无因？曾无可悯处？且押后处置，亦非不罚，不过权宜之计，以免沮丧边臣之心。大臣者，非刀笔吏也，奈何墨守律令而不知变通？孙大人此言，实是法家之语。商申之术，乖离圣教，何足为恃？”

    “陛下！”孙固正眼都不看吴充一眼，向赵顼拱手欠身，厉声道：“吴充乃奸臣，作此奸臣之语！微臣自束发受教，未敢有违圣人之训者。《论语》有云，‘政者，正也。’《贞观政要》有言，‘夫君能尽礼，臣得竭忠，必在于内外无私，上下相信。’又云，‘若欲令君子人是非不杂，必怀之以德，待以之信，厉之以义，节之以礼，然后善善而恶恶，审罚而明赏。’若‘罚不及于有罪’，‘则危亡之期，或未可保，永锡祚胤，将何望哉！’唐太宗不以权术驭下，而有贞观之治，为一代圣主。奈何为大臣，竟欲导陛下去诚信而用权术哉？况且唐之藩镇之祸，岂是一朝而成？盖亦是骄兵悍将，恃功卖宠，而居上位者不能防微杜渐，致使法度渐坏，终不可救。今日之事，正是防微杜渐之时！”

    “吴充为大臣而不知大体，以邪术导人主，臣请陛下，速远此奸！”文彦博对吴充也极为不满，竟丝毫不留情面。在他看来，当面不明确地拒绝自己，转过身来在皇帝面前却是另一番言辞，的确是人的行径。

    孙固与文彦博尖锐的言辞，得吴充一张老脸胀得通红，雪白的胡须气得不停地抖动，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，颤栗着道：“臣待罪侍奉陛下十有余年，无功于社稷，无补于圣明，不见容于同侪，尸位素餐，愧对陛下！臣有罪，臣不敢有他言，惟望陛下念臣老迈，许臣致仕，臣永感陛下隆恩。”完，已是老泪纵横。

    赵顼只觉得头“嗡”地一下响了起来。

    由意见之分歧而导致互相攻击，自居为“君子”，而以对方为“人”、“奸臣”，最后意气相争，干脆辞官去位——这样的故事，赵顼是再熟悉不过了。他有点恼怒地望着他的这些个心腹重臣们。平心而论，他亦分辨不出谁是谁非。吴充当然不是“奸臣”，至少他赵顼相信自己还有这点起码的判断力，纵使孙固、文彦博，内心里亦未必以为如此；但是孙固、文彦博错了么？那却也未必。

    当然，谁是谁非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。

    但是，大战之前诛杀重要将领的家属已经够让人放心不下，兵部尚书在此时撂挑子却更是雪上加霜。不仅仅是兵部一堆的事情需要一个能干且有威望的兵部尚书，而且这样的情况，极可能会加深臣下对皇帝的怨望或者恐惧——皇帝不惜让一个兵部尚书致仕也要杀掉自己的家人，这会给种家、姚家什么样的心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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